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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一十一
  日期: 2017-9-13 17:05:00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抗日战争之相关
楼主
 

作为国家主要武装力量的统帅,蒋介石称职吗?

西安事变后,在上海挑起全面战争,是一步什么棋?





一人有一个梦想
  日期: 2017-9-14 18:47: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2 楼

纪念九一八、南京大屠杀,我们是否需要反思,为什么大和民族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鲸吞汉民族?仅仅是因为『人家太野蛮了,而我们有文明的传统文化』?如果文明的传统文化已经废了我们民族的武功而使我们民族只有任由外族蹂躏的能耐,那么这样的传统文明还可以用『优秀』来自诩吗?

 
慢棋社-禅
  日期: 2017-9-14 22:23: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3 楼

 战争中的兵都是只是知道杀戮,成吉思汗的兵也是一样,10万10万的杀老百姓,不谈文明不文明,落后就是要受欺负的,就是蝼蚁而已,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关键在于强大自我,注重理科的教育,和反腐倡廉,不要让国家的贫富差距加大,注重军工的技术,加大特工的培养和国民的运动素质,取消石料猪,鸡的生养,加大打击汉奸卖国的力度,如果和别的国家有战争,应该忍的表现忍,必须战时必须有豁的出去的决心去打,那怕灭国,其实也是豁的出去,事情往往往好的方法发展,如今的交点是美国人欠钱不换,世界第3次大战爆发的焦点是正在在哪里,真正和我们中国关系好的国家有那些?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日本人的做事情认真我们必须学习,必须要为第3世界大战做后手

 
徐长卿
  日期: 2017-9-15 12:28: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4 楼

论"和" 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光明日报 2008年09月23日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质,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和”之历史动因


      在中国历史上,《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已经失传的《乐》,这六部经典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早期的价值理念。其中,“和”的理念便贯穿于六经之中。


      可以说,在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气、阴阳、五行等诸范畴中,“和”的范畴无论是就其时间性还是就其普遍性来说,都应早于其他范畴。因此,和谐理念或“和”的哲学,便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最先思考的问题。它比其他哲学范畴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


      任何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文化类型的塑造,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和”——这一价值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是多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就自然环境来说,中国整体的地理环境格局,与海洋民族有着极大的区别。中国具有外部相对封闭,而内部又具有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其外部,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其内部却有广袤的疆土、山河漫布,平原毗邻,气候多样。中国地理环境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外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限制和影响了国家统治者向外拓展的野心。而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又养成了下层百姓的广泛交流、妥协和宽容精神。


      其次,上述地理环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发展方向。从新石器中期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由此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化有别于游牧草原文化和海洋商业文化的基本特点。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安时处顺”、“安上重迁”、“重农抑商”、“重死而不远徙”、“天人相与”等观念。这些观念,一方面促进了天人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把天地自然的整体和谐与人间秩序相统一,作为精英文化的最高目标追求;同时在民间也形成了固守田园、相忍相安、守望相助和睦邻友好的生活信条。这些传统,通过士阶层思维的折射,和谐与秩序的观念也就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文化动因。


      第三,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中国古代“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类型。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必须保持族居的形式和家庭的合力,才能应服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在海洋商业文明中,一个人可以带上金钱或信用,较长时间地出外经商。而在农业文明中,凭一个人的力量却难以胜任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中国古代,通过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把家庭和宗法血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借以克服由单独个体所不能应对的困难。


      这种宗法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联结的坚韧纽带,由此也产生了以道德伦理为价值尺度的实践理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整体意识,便成为古代“和谐”理念产生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仍的国家。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华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则更倾注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思考。孔、孟、老、庄或儒、释、道,皆有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即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残虐,《说文》的“止戈为武”,《左传》的“夫武,禁暴戢兵也”,即是从和平、 寝兵的角度创造“武”字和解释“武”字的。


      天灾人祸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民族伤痛,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一部《周易》所折射的义理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即是对“忧患”与“保合太和”意识的深刻反映。


      “和”之源


      在中国古代汉语及古文字史中,“和”字出现较早,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说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在早期甲骨文中,“和”作“龢”。《说文》:“龢调也,读与和同”。朱骏声《通训定声》:“《一切经音义》六引《说文》:‘音乐和调也。’《国语》:‘声相应保曰龢。《东都赋》:‘龢玲珑。’经传多以和为之。”按朱说,“和”的字源可以追溯到“ 龢”字,二者在古代经传中通用。因此,“和”即“龢”也。又《篇海类编·器用类·部》:“《左传》:‘如乐之。’又徒吹曰,今作和,又谐也,合也。”


      可见,“和”字源于“龢”。而“龢”又从“龠”从“禾”。《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龠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龢”以左旁的“龠”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


      “和”源于“龢”,又源于“龠”。因此,“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


      从上述对“和”字字源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是从古代乐器及其演奏的音乐中发源的。这一点亦可从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和儒家的“乐教”中看出端倪。


      中国古人通过音乐提出“和”的理念,而音乐又源于天地自然之和。这样,音乐就成为沟通“天人之和”的桥梁。《乐记》在解释《诗·有》中“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这两句诗时,尤其揭示了“音乐之和”的重要意义:“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只要做到诚正雍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实行呢?所以,好的音乐,即能起到陶冶性情的作用,使人的性情归于“和”。通过音乐,使人“反情而和其志,比类而成其行”,故“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和之也”。


      不仅如此,“音乐之和”还可以超越语言、种族和国界的限制,成为人类的共同语言。《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也。礼者,殊事合静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最后得出“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的结论。足见儒家推崇礼乐的根本目的,不是称王称霸,更不是掠夺与征伐,而是在于四海之内相敬相爱。因此所谓“乐”,就是通过“异文”的交流,达到“合爱”的目的。这里,“异文”虽然本指各种不同的乐曲形式,但其引申的义涵及其所包含的逻辑,则完全与“和”的字源相呼应。

 
徐长卿
  日期: 2017-9-15 12:29: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5 楼

 “和”之内涵与定位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随着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的理念也逐渐趋于成熟。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和”与“同”两个范畴的对举;二是“和实生物”与“和而不同”这两个重要命题的提出。


      “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对举,是由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来的。据《国语·郑语》,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说:“恐怕要必然走向衰败”。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即没有处理好“和”与“同”的关系,一味地追求“同”而抛弃“和”。在史伯看来,“和”与“同”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和”是“以它平它”,即不同的东西相加所形成的共同体;而“同”则是“以同裨同”,即相同的东西再加上相同的东西,无论加多少,最后还是绝对的单一体。因此,“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而“同”则是由相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多样性的统一,能够使这个共同体“丰长而物归之”,即丰富、发展并生成新东西。而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则只能是“同则不继”。《说文》:“继者,续也,从从系。”因此,“不继”则为“绝”,即不能产生任何新东西,从而使单一的同一体走向衰亡和灭绝。


      史伯认为,这样的道理随处可见:如“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一种声音构不成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美丽的图画,一种味道构不成美味佳肴,一种事物则无从比较。


      可见,“和”与“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只有在两者对举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的内涵,这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所包含的辩证思维逻辑。“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也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的确切涵义。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发挥了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和同之辨”的内容。据《左昭·二十年》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和与同异”。他认为,“和”好比做羹汤或弹奏音乐,只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成为美味佳羹或动听的乐曲。如果一味地“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搏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以五味相济、五音相和的例子来说明“和同之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即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意谓如果一道羹汤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如果太浓,就加水冲淡。这样才能使汤的味道平正适中而增加食欲。如果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还能去喝它呢?也如同琴瑟,如果老是弹一种音调,谁还能听它呢?由此晏婴得出一个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急剧分化、急剧变动中的孔子,继史伯、晏婴等思想家的“和同之辨”,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后来所称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把殷周以来蕴涵在六经之中丰富的“和”的思想资源,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启发了先秦诸子对“和”的深入讨论,遂使“和”或和谐理念成为中华文化的公共话语,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


      “和”的文化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从“六经”中的“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到史伯“和实生物”及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拓展和开发,作为中华文化根源性智慧集中体现的“和”,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同时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求同存异、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这种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文化模式,有别于西方强调矛盾和斗争、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手段的不同。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由于强调矛盾的对立和冲突,认为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吃掉一方,才是解决矛盾最优先的选择,于是产生斗争哲学。而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由于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因此只有通过沟通、协调的方式,才能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于是和解、共生成为最优先的选择,于是产生和谐哲学。宋代大儒张载所提出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二十字箴言,是对中国文化多元统一思维模式的最精辟概括。


      从这一概括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并不否认矛盾的普通性。它只是强调,只有通过“和”的方法,才能化解矛盾和对立,从而达到共生、共存、共赢、共荣的目的。在这里,解决矛盾的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手段与目的二元分裂。斗来斗去,斗昏了头,结果不是忘记和取消了最后的目的,就是以手段为目的。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中国哲学把“与天和”、“与人和”看作是最大的快乐,正是因为其所追求的目的,乃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和“天人之乐”。


      因此,尽管“和谐”有多层次涵义,如个人身心的和谐,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家庭和谐,群体间的社会和谐,国家间的世界和谐及天人间的宇宙和谐等等。但最终可归结为如庄子所说的“与天和”、“与人和”这两大和谐范畴。


      “与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人自身灵与肉之间、家庭、群体、社会及国与国之间这些属于人道方面的内容。“与天和”,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自然”,应包括除人类之外的一切存在物。这两大关系恰恰构成当今人类所面对的两大基本矛盾及由此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


      中华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谐哲学的实践意义,正在于能够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两大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人类的生存发展真正能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用西方一位大哲罗素的话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其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作者:李中华 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一人有一个梦想
  日期: 2017-9-15 15:49: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6 楼

人类社会,因不和而达至和,因和而生不和,循环不息,如果只要和而不要不和,是幼稚的。物竞天择,淘强汰弱,道也。

 
痴人乱说
  日期: 2017-9-15 16:40: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7 楼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优越和竞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联。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简单而言是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现今时代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另外,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大日耳曼主义者还论证,如果动物在体能和智力上适应其所在地气候,那么人类也是如此。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幼稚的种族观念是: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达尔文进化论清楚地说明,各物种为了生存而不停地斗争,弱小物种和种族的消亡和灭绝贯穿了历史。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正如美国人在北美洲及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从“适者生存”的观点来看,创造了辉煌的西方文明的白人才配生存。但是在现代社会,当白人成为内部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时,亚洲的黄色和棕色人种不断地积蓄力量以准备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权。许多人相信,白种人和西方文明最终被所谓“劣等”种族和文化所排挤掉只是时间问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由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演绎而来的。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生物若不能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则必然遭到灭绝。达尔文主义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调生存斗争。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达尔文主义我们不能说它是错误的,至少它是片面的。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斯宾塞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就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他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 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的现象,提出了“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当然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指出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强调人类社会不进则退,也有其真理性的一面。 但是,真理向前多跨出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科学理论如果超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就不再是科学的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规律生搬硬套到社会学的研究中来,甚至公开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公然将以强凌弱的强权主义宣称为“社会伦理”,是完全错误的。 可以这么说,正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理论依据”,早期的资本主义才得以“理直气壮”地在各国内部对广大民众施行压榨和掠夺,并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动殖民战争,实行殖民统治,进行殖民掠夺,以实现其原始的资本积累。 至于纳粹德国自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本军国主义自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并进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实行疯狂的蹂躏和屠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出的最残暴的怪胎!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错误,在于主张以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现象来看待人类社会,把人类兽性化。其结果只能是人类社会的颓败,而不是真正的进步。而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是有理性、有智慧的,是讲人性的! 因此,达尔文主义根本不适合人类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错误的理论。用它并不能真正解释人类社会的本质。若以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则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并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人的强大是人类整体的强大,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懂得团结协作,否则人类也不可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至今,更不用说创造人类引以自豪的文明。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砚,注重的是个人的奋斗而忽视团队的力量,片面强调生存斗争而不重视合作。个人的价值要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所以人要积极地融入社会中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享用人类的文明程果,人类发展至今早已形成了个人对社会的高度依赖。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脱离了人类社会,让他单独置身于自然环境中,也是难以生存的。人类同样高度依赖于整个生物圈,离开了生物圈,人类肯定是无法生存的。倘若人类恃强凌弱,对弱小的物种实行种族灭绝,最终带来的将是人类自身的灾难。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积极的对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补救。


一千万年前人类和猩猩曾经是同一种动物。人类适应了新的环境进化成现在的样子,猩猩并没有因为不适应环境而灭绝,人类千万年的生存斗争也没有杀死这个竞争对手。千万年后,人类与猩猩依旧共存。


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真理:生命是不断进化的,生命进化遵循从“低等”到“高等”,从简单到复杂的规律,直至智慧的产生。加引号是不愿意搞种族歧视。如果说智慧将导致人类灭绝自己,恐怕人们不会相信这个结果。

 
开天斧
  日期: 2017-9-29 18:28: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8 楼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笑死我了
  日期: 2017-9-29 18:37: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9 楼

不错!不错!这是我见过开天斧网友讲的最有道理的话。果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开天斧
  日期: 2017-9-29 18:42: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10 楼

上述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的文章片段,其中的不少论点让我们至今重读都会佩服毛泽东的知慧、对事物发展的预知能力。

斯大林在此文发表后两年的一九四零年还在和希特勒商讨加入轴心国组织,继而被纳碎的巴巴啰刹行动打个措手不及,而中国的这位湖南人已预见了德国入侵苏联,而到时苏联会在短期内把他们赶出去。


这个贴子由“开天斧”于2017-9-30 9:10:05编辑过
 
开天斧
  日期: 2017-10-1 9:08:00   到顶部   到底部 回复  [关闭]
回复:抗日战争之相关 11 楼

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野心。总之,倭寇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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